上海论文代写网专业提供代写毕业论文、代写本科论文服务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论文内容

修正坚持党的领导和司法自主之间的关系

发布时间:2018-10-10
一、两种合法性: 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关系紧张之缘由在我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各领域建设方面居于领导地位,这是一种历史证明、且经宪法确认的基本原则。基于此,在宪法确定的国家权力架构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全方位领导国家各领域工作是培育和维续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应有之义。在司法领域,坚持党的领导主要体现为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其目标在于贯彻司法工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在具体的司法实务领域,坚持以上三个层面的党的领导及其目标与司法自主往往会产生抵牾乃至紧张。究其缘由而言,产生以上紧张的内在根由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与以司法权为基础而形成的各种司法活动存在两种合法性追求的不同。
  ( 一) 政治维度的合法性: 坚持党的领导之直接追求合法性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在其适用上多为一个表述人民与执政者之间相互关系的政治概念,人们对其予以认识和研究存在较长的历史。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城邦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于人民的服从意愿,“一种政治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 各阶级) 的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亚里士多德之后,许多学者一度参与合法性的阐释,使得其内涵与外延出现诸多混淆之处。历史上,韦伯从经验主义态度出发,较为系统地对合法性进行了分析。韦伯视合法性问题为被统治者对于一种政治秩序是否赞同、认可,主张政治统治“建立在一种被要求的、不管一切动机和利益的、无条件顺从的义务之上。”
  对于执政者而言,其最大的政治莫过于实现稳固的统治,而要实现稳固的统治,则必须培育起人民对其执政的信任。正因为如此,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我国现行宪法序言在三处确认党的领导地位,分别是: 序言第五段、序言第七段和序言第十段。作为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宪法,其对党的领导的规定一方面在于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党阶段的历史业绩予以确认,另一方面也在于对中国共产党在宪法所设定的国家根本制度之全面运作方面的执政党地位加以确定,从而为党的领导确定政治合法性以及宪法框架下的合宪性。
  这种紧张不仅存在于认识领域,而且存在于实践领域。比如在认识领域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 其一过分强调党的权威及司法机关对党的权威及其领导的服从,其二则过分强调司法独立,认为司法独立是排除一切外在力量的独立。而在实践领域,则经常可以发现党组织或党组织的领导者个人基于权威而过度干预司法的现象。与韦伯不同,哈贝马斯在批判韦伯式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上,采取一种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相融合的方式创新合法性概念,提出了“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的着名论断。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存在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 至少) 在事实上被承认。”
  比较韦伯而言,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贡献在于他统一了相关领域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由此受到学界的更广泛接受。在哈贝马斯看来,合法性实际上存在于“社会文化”生活之中。只有当社会文化生活得到健全和发展,政治的合法性才会在社会文化领域得到自觉证明,从而使得政治系统赢得公众的广泛支持、信仰和忠诚。与合法性理论发展的上述历程相类似,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将执政合法性的建构视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只不过,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坚持党的领导对完成合法性建构任务的着眼点存在动态的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是以意识形态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其要义在于主要经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来培育民众的认同感来凝聚人心,从而控制和领导国家政治生活。在所有建构合法性的资源方面,意识形态具有特殊的地位,“现代社会统治合法性的阐释、辩护主要是借助于意识形态活动来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从而获得了有力的合法性支持。通过党的系统领导、长期的宣传,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以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追求构成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性资源。上述资源,即使是在党的领导出现“大跃进”等政策性失误的时候,都未曾出现根本性的削弱。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合法性由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成功转型为以有效性为基础,以经济的发展来赢得社会民众的普遍支持,从而维护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地位。向经济绩效为合法性基础的成功转型使得中国共产党走出了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合法性危机,且执政合法性的资源得到扩充,执政和领导地位藉此巩固和加强。但是,如果完全忽略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将经济绩效视为合法性的单一基础,则不一定会促进合法性的良性构建,甚至会产生合法性危机。其间的原因在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国经济发展将会越来越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而且,经济发展本身是有周期性的,如果一个执政党把合法性全部寄托在经济迅速增长上,正等于把自己交付给一个不可控制的异己力量。退一步讲,当政府取得好的绩效,人们就会对现有生活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对于有限能力的政党来说,如果这种责任超越了现存政治体系可以承受的范围,那么执政合法性就会受到削弱。”
  ( 二) 法律维度的合法性: 司法行为之技艺基准与坚持党的领导对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关注不同,司法对合法性的考量主要在于以合法律性为基准裁断各种类型的纠纷。坚持党的领导对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关注在于以合法性的增加或减少及其程度来检视现存法律或统治秩序的瑕疵与否,其所进行的多为政治考量。而司法行为所进行的合法性考量,在于强调法律秩序的实际存在以及行为者对法律的服从和遵守,其所进行的多为法律技术论证。因此,尽管包括司法在内的其他国家权力行为也是党的领导追求政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环节,但由于司法行为的技术性、经验性特点,政党对司法的影响或染指应当在宪法、法律的框架下进行,且多载于江苏省科社会学会 2001 年“纪念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官酒瑞: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转型、危机与重构》,载于山西省政治学会2006 年纪念建党 85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应采取间接、隐性的方式。否则,司法权运行过程中的各种司法行为受到逾越宪法、法律边界的干扰,偏离司法应有之技艺理性,则会引致人们对信奉法律权威、司法权威的克减,最终可能对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产生负面影响。
  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基于司法的技艺特点,对政治力量影响司法自主一直抱持应有的警惕。考据普通法系国家的司法经验可以发现,司法在其本质上讲是一种技艺,是法院法官、长期从业的不断积淀过程。有鉴于此,司法职业共同体之外的其他主体要想染指、影响或替代司法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在英国司法史中,当詹姆斯一世以国王之尊想要凭借自然理性干预司法审判时,当时的柯克法官就庄严回答: “确实,上帝赋予了陛下以卓越的技巧和高超的天赋; 但陛下对于英格兰国土上的法律并没有研究,而涉及陛下之臣民的生命或遗产或货物或财富的案件,不应当由自然的理性,而应当依据技艺理性和法律的判断来决定。法律是一门需要长时间地学习和实践的技艺,只有在此之后,一个人才能对它有所把握: 法律就是用于审理臣民案件的金铸的标杆和标准,它保障殿下处于安全与和平之中: 正是靠它,国王获得了完善的保护,因此,我要说,陛下应当受制于法律; 而认可陛下的要求,则是叛国。”
  实际上,詹姆斯一世与柯克之间的故事,其核心在于依照司法的技艺理性对抗国王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取代司法审判的努力。当然,从其内核来看,技艺理性确实堪当维护司法自主的有力武器,“由于普通法理性的经验积累性着重强调了普通法法律职业共同体独有的‘技术’与‘知识’成分,该种理性只能通过长期的司法的研究、深思和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获得,这实际上就阻止了除他们之外其他任何人对司法可能进行的干预。”
  在与詹姆斯一世的论辩中,柯克并未否认国王同其他普通主体一样具有的理性,但在柯克眼中,国王以及其他普通主体所具有的这种理性仅仅是作为人与生俱来的“自然理性”,而非司法职业者所应具有的“技艺理性”。从其产生路径而言,司法职业者所具有的技艺理性不仅是一种长期经验积淀的结果,而且具有至上的权威性,“技艺理性需要通过长期的学习、观摩和实践经历才能获得,他并非每个人都拥有的自然理性,因为没有人天生就是技艺理性者。这种司法理性是最高的理性。因而,即使将所有分散在众多人头脑中的理性汇集到一个人的头脑中,他仍然不能制定出像英格兰这样的法律来,因为在一代一代人连续继承的漫长岁月中,英格兰法得到了无数严肃认真、博学之士的反复锤炼,通过长期的实践才获得了这种完美,用于治理这个王国。正如古老的规则能够正当地证实这一点。没有人比法律更睿智,因为法律乃是理性之圆满状态。”
  柯克技艺理性视角下的司法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如同英国的经验,人类社会以上司法技艺的炼成是一个亘久不息的过程。正是在此过程中,司法的技术特点不断凸显,司法的技艺理性逐渐得以提炼、完善,人类社会才逐渐进步。在其初始阶段,人类社会广泛适用的是一种高度分散执行的社会制裁制度或控制机制———复仇。复仇等私力救济方式不仅显示出江湖机制的险恶,而且具有极强的残酷性和破坏性。从其结果来看,此类机制下的纠纷解决具有一种周而复始的重复循环特性,实效意义上的解纷效果并不理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化,诉讼等公力救济方式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使得纠纷解决走出了上述循环。相比较“复仇”等私力救济形式而言,诉讼等公力救济更加规范、清晰,对诉讼结果的预期具有较强的可期待性,因而得到人们的广泛信赖。在此过程中,作为人类理性产物的法律逐渐借助司法在社会生活领域与宗教、道德、习俗分离,成为人类生活秩序的基础。人类的理性需求转化为法律制度设计,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得以在法律的框架下解决。而司法所提供的公力救济之所以能够超越以往的那种当事人相互复仇的纠纷解决机制,其内在根由即在于司法所据有的超然于纠纷两造的中立地位,以及司法长期对纠纷所涉事实及行为的合法律性论证所形成的技艺理性。
  因此,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行为关涉两种不同的合法性。坚持党的领导所关涉的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其基础资源可能存于意识形态领域,存于执政党的执政绩效,当然也可能依靠法律秩序当中的法理型统治。而司法行为作为因行使司法权而产生的综合活动,其所关涉的合法性主要是一种合法律性,强调以既存的法律准则并依靠司法技艺,来适用法律从而创设执政党所希冀的优良生活秩序,其要义在于事实与规范层面的合法律性论证。整体上,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行为所关涉的两种合法性存在一定的勾连: 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可能借助司法的规范运行获取合法性资源; 另一方面,司法权的失范运行因导致公众对司法乃至法律的不信任,却会进一步影响执政党对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构建。因此,在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之关系方面,其二者是可能存在共同目标的,如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完成合法性资源的获取; 但与此同时,如果坚持党的领导过分干涉司法,则可能会由于司法应有的合法律性运作机理缺失而产生司法权运行失范,从而间接地对政治统治合法性资源的获取造成阻滞。
  二、两种“政治化”: 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关系之拨偏坚持党的领导直接关注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培育与维续,这种关注最终要落脚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而司法自主之直接考量存于公民权利的保障,间接效果可能会促进或减损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培育和延续。因此,尽管两者的目标存在一致之处,运作机理却存在明显的区别,需要尊重各自领域的具体规则。但由于现阶段我国政党政治的法治化程度尚低,且党对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认识在转型期也处于逐步探索阶段,处理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存在两种“政治化”的拨偏趋向: “泛政治化”和“去政治化”。
  ( 一) 泛政治化泛化是从现象学角度所作的一种描述,比如泛经济化、泛军事化、泛社会化等等。在处理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之关系方面,有关泛政治化的表现,即在于具体司法运作领域中广泛存在的将司法单纯视作政治工具的趋向。在“泛政治化”的趋向下,人们习惯性地运用政治思维审视和判断一切司法现象及行为,将政治利益作为考量和评估一切司法行为的唯一价值尺度,从而造成政治运作规则取代司法运作规则,从而淹没司法之自主性。
  应当说,坚持党的领导所在的政治领域有其特有的运作规则,与司法自主所在的司法领域存在明显的差别: 其一,坚持党的领导在具体工作过程中使用的语言一般属于大众话语的范畴,相关领导者或工作人员。无论是从执政党,还是执政党具体代表的角度来看,大多数情形下都是在使用大众的语词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换言之,党所关心的始终是大众的呼声,党所使用的语词亦来源于大众,且与大众标准保持一致。其二,坚持党的领导在行为方式上具有主动性和倾向性。针对合法性的关注,党有可能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宣传,或者积极地提高执政绩效来迎合大众的需求。其三,坚持党的领导在其具体运作过程中往往重视实质上的效果,从而较易忽视在此过程中的相关程序。因此,一旦“泛政治化”成为司法领域的主流趋向,司法的技艺特性便极有可能被政治取代,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诉求便会掩盖法律维度的合法性,从而造成司法权运行行为在失范的状态下信马由缰,引人瞩目的“辩诉交易”改革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辩诉交易”的运作过程来看,起决定作用的首先就是哈尔滨市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的所在党组。当然,从党的层面来看,从上至下所进行的司法改革是直 以《南京彭 × 撞人案》为例,从个案的角度来说,其引致人们关注的原因在于司法审判的合法律性论证出现了明显的问题。参见杨贝: 《合法律性论证与合理性论证———从南京彭 × 撞人案一审判决书谈起》,载《法治论坛》2008 年第 2 期。但从案件之外的社会领域来看,人们因具体审判及案外干扰而产生的对法律乃至司法的非议及不信任,损失的不仅仅是司法权威,在党的合法性资源方面也造成了一定的克减。面人民大众呼声而进行的、旨在增强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有效改革。
  ( 二) 去政治化某种程度上,或者是由于政治领域长时期的“泛政治化”状态下意识形态灌输所产生的反作用,或者是由于法学理论和实践领域长期偏重“法教义学”训练而产生的形式法治观念,“去政治化”的呼吁在各种改革领域一度存在。在司法领域,针对近年来党领导下的各种改革所形成的负面印象,人们也存在相应的“去政治化”呼吁。所谓去政治化,具体是指“对构成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的主体之自由和能动性的否定,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主体的价值、组织构造和领导权的解构,对构成特定政治的博弈关系的全面取消或者将这种博弈关系置于一种非政治性的虚假关系之中。”
  一定程度上,以“去政治化”的视角观察,司法领域近年来采取的一些改革举措实际上不是在接近、而是在远离司法自主的精神。以前几年确立的司法巡查制度为例,其确实“强化了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领导班子及其领导成员的监督协管力度、司法业务建设及审判管理工作的监督、廉政及作风等建设的监督以及上下级人民法院的联系沟通。但在另一方面,这也进一步固化了司法的行政化趋向。此外,司法体制进一步体现出政治化、地方化、官僚化、行政化的发展趋势,不仅阻碍司法改革的更深入进行,而且对司法工作机制改革的开展造成负面影响。整体上,司法领域体现出较强的政治取代司法或者说淹没司法的景象。在此背景下进行的司法改革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司法的技艺特性在改革,而是在一种政治主导的向度下在运作。
  应当说,司法体制尽管属于政治体制的一部分,但却是相对独立的功能区域,司法体系基本属于中立性、工具性、功能性的治理技术问题,绝大部分司法改革措施无涉“政治”。因此,有学者主张“中国的司法改革应当采取去政治化的技术和策略。实现司法与政治的分离,司法的归司法,政治的归政治。”
  同时,鉴于司法可以作为社会的稳定器,从法律技术的角度推进司法改革实际上具有广阔的空间。在法律技术视域下,无论是政治问题、抑或政治吁求都应该借助司法技术来解决或实现。以“调解优先”为例,其出台的初衷在于建设和谐社会和“维稳”的政治任务,但就司法技术而言,调解仅是纠纷解决的法定技术方式之一,其运作要遵守既定的法律规则、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形来展开,没有办法保证“调解优先”,更没有必要确定调解结案率的硬性规定。再如,就规范律师执业而言,其目标旨在维护法律服务市场的正常秩序。实现以上目标没有必要发动政治化的整风运动。因此,最近几年司法改革领域呈现出的这种以政治口号直接作为司法政策,抽象地强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相统一,表面上是在坚持司法的政治性,实际上却是减损了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从而最终无益于政治目标的实现。
  但是,去政治化趋向下所追求的这种“纯粹司法”、绝缘于政治的司法自主客观上不可能存在。此种情形下的司法自主类似韦伯所谓自动售货机,“你把写好的状子和诉讼费放进去,判决和从法典上抄下来的理由就会自动吐出来”,或者莫里斯·科恩笔下的留声机,仅仅是“精确复述法律已经明确宣布之规则”,只可能是一种极端状态下的理论虚妄。在任何司法审判活动中,必然存在一定的司法自由裁量领域,“无论怎样精心设计的审判制度,在其中总是广泛存在着委诸个人自由的行为领域。”
  而在相应的司法自由裁量领域,政治因素发挥相应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司法确实不等于政治,但也不可能脱离政治,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政治; 完全独立于政治的司法本身就是一种没有现实根基的政治主张,不仅在中国如此,在世界各国都如此。”依据我国的现行宪法、法律,我国现实的政治体制既不是代议制民主,亦不是权力分立与制衡,而是党的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以上政治制度具有三个典型特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以此观之,居于现行政治体制之下的司法自主必须以党的领导为前提,司法自主只可能是相对的、有限的。
  就此而言,司法与政治相关联并非“是否应当”的价值判断,而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存在。从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司法与政治的关联毋宁是法治国家中理应存在的必要联动: 一方面,出于培育和发展政治合法性的考量,政党所代表的政治力量总是采取多种途径影响司法,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以法官的任命为例,美国总统就存在任命本党成员作为最高法院法官候选人的不成文惯例,且对此毫不掩盖,如林肯总统就坦率地承认,“我们希望任命一个能够支持我们解放黑奴和法定货币政策的大法官。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将要去做什么,但是我们必须选择一个与我们的政治主张相近的人。”
  另一方面,司法作为政治的组成部分,亦可对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和作用,比如,作为法律适用机关的法院严格适用法律的过程本身就是在实现执政党的政治意志。在法律解释方面,司法机关可以藉此拓展政治意志的覆盖范围。当然,司法也可以对政治体制、国家政权和特定的政治力量产生极大的反作用,从而间接对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培育和维续产生影响。因此,司法改革领域的“去政治化”趋向,主张“'司法归司法,政治归政治'; 在司法与政治的关系上,尽力疏远、回避,甚至明显表现出矫枉过正的倾向; 要求法院和法官与政治保持绝缘,主张司法独立于政治,认为法院只有与政治相脱离才能真正实现独立或中立,也不是构建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良性关系的理性思考。
  三、两种改革: 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关系之复位某种程度上,以上两种处理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关系的拨偏趋向,在其结果上都会导致司法权运行失范的不断出现。坚持党的领导行为在“泛政治化”趋向下逾越宪法、法律,会导致包括司法行为在内的执政行为的失范; 司法自主无视坚持党的领导此类政治考量,会陷入“纯粹技术”的境地,置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宪法基本原则于不顾,从而导致司法权运行行为实质上冲破宪政框架。从根本上解决以上问题,应当同时进行两个层面的改革: 政治法治化、司法技术化。在具体改革方面,政治法治化的目的旨在解决党的领导方式问题,将坚持党的领导方式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避免司法工具主义的“泛政治化”趋向; 而司法技术化改革是针对“泛政治化”业已对司法自主造成的负面影响予以矫正,基于司法技术的本原制度予以复位。
  ( 一) 政治法治化政党政治是人类近代政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党的执政方式,是指社会在一定政党制度条件下由执政党执掌或控制国家政权的体制、机制以及运作上述体制和机制的途径和方法的总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随之变化。尽管建国初期制定了一些法律,但是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不是靠法律,而是依靠政策和群众运动来解决。当然,之所以采取依靠政策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其根源在于意识形态层面的工作传统使然,这种传统体现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党的执政方式的特点是指挥一切、包揽一切,基本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实行一元化领导。其负面后果在于: 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以党代法、以政策代替法律成为普遍现象。尽管比较依法执政而言,依靠党的政策来执政在某些具体工作领域简便、迅速,甚至更有效率,但这种执政方式却非常容易导致政府工作随领导人个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既不民主,也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不仅阻碍了法律对社会的治理,同时也削弱了人民对法治的信任,最终既无益于党执政效果的实现,也不利于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培育。从国外执政党的经验来看,意识形态只是政治统治合法性资源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政府绩效及法律治理,单纯强调一种合法性资源会使得执政党对该种合法性资源的重视完全淹没其他两种合法性资源,在其整体结果上并不能够实现提高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目标。由此,现代政党政治在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培育和维续方面,不独重视意识形态和政府绩效,而是更加重视法理型治理,将传统意识形态和政府绩效层面的直接关注转化为通过法律的治理而间接实现以上目标。
  因此,现代政党的转型客观上要求政党法治化,政党需要在遵循形式法律的前提下执政。在我国,传统意识形态在处理党与法的关系方面,倾向于党的至上性,在具体执政过程中往往强调一种单向度的强力。以上进路的优点在于其效率较高,能够较快地实现党在各领域工作的推进。但其弊端在于,相关工作推进的科学性无从保障。在司法领域,党的领导方式的以上特性造成的直接后果在于,它会侵损司法的技术性乃至挤压司法自主所必需的制度空间。以基于政治考量而出台的“法官枉法、院长辞职”制度为例,其初衷是回应社会民众对司法腐败的强烈不满情绪。社会民众的以上情绪通过上访、申冤以及媒体介入等途径组织、集中、传输到政治权威机关,政治权威机关出于传统意识形态抑或政府绩效层面的考量指令司法机关,司法机关遂出台以上制度以解决司法腐败问题。但从司法权运作的客观规律来看,以上“强化法院院长对下级法官的领导责任的方式,来控制司法腐败的蔓延,很可能在加强了对下级法官的反腐败力度的同时,却为法院院长的腐败打开方便之门。”
  其间的机理在于: “法官枉法、院长辞职”从其本质来说,是一种行政化的首长负责制,法院院长因为该制度对下级法官的裁判行为直接承担责任,则意味着法院院长在下级法官审理案件过程中,可能出于承担责任的考虑直接作出指令,从而将其意志取代下级法官的具体审判意志。从解决司法腐败的角度来看,其完全无济于事甚至会造成更为负面的后果,因为“它不过是转移了司法腐败的主体,即由下级法官转换为法院院长,而对于‘寻租’的当事人而言,事情可能变得更为方便,因为以前可能需要‘勾兑’
  一个合议庭、数名法官,现在则简化为只需‘搞定’法院院长一人即可,而且由于法院院长的特殊地位,以前只为某一案件而发生的短期寻租行为极有可能发展为长期合作关系,甚至演变为一种分利联盟,进而导致‘软政权化’现象的产生。”由于“软政权化”状态下,公权力运行人员都是出于谋取个人利益的考虑,以破坏国家法律规范和政府自己颁布的政令为代价,其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政府信用受到严重影响,而政府信用受到严重影响最终损害的恰恰是党的政治统治合法性。
  之所以产生以上问题,其根源在于党的领导对合法性资源的关注依然停留在意识形态或者政府绩效层面,而未实现政党的法治化,将其对合法性资源的关注逐渐移至法律治理。从其根本来说,政党法治化客观上需要党在形式法律的约束之下运作,使得党以及党所领导的机关团体、社会组织及个人都遵循法律、信奉法律,而不是人治化的个人意志。作为适用法律的司法机关,如果作为其领导者的政党本身逾越宪法、法律的框架,其后果显然是丧失必需的独立性,“在某些地方,只要是处理地方党委、党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等在本地位高权重者所'关心'的案件,司法机关往往充当了贯彻这些个人的意志的工具。在办理这类案件的过程中,现行权力配置体制使得国家各级司法机关在法律、制度、人民利益、事实真相的要求与当权者的意愿有差别时,只能首先选择忠实于党委书记个人,甚至忠实于政法委书记等个人,而不选择忠实于法律、制度、人民利益和事实真相。在某些地方,在法律、制度、人民利益、事实真相的要求与党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等权力者的意志相抵触时,司法机关只能选择忠实于当权的组织、个人,而不会选择忠实于法律、制度、人民利益和事实真相。”
  ( 二) 司法技术化从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司法技术化是社会分工的必然。自古以来的思想家,大多体认分工与职业技术化的重要性,作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的埃米尔·涂尔干更是认为“分工是进步的动力所在。”涂尔干从物竞天择、社会的复杂化、职业与学科的多样化以及个人的性格和禀赋等方面论证了社会分工与职业技术化的必要性,并对经济领域到社会领域的分工进行了进一步考察。将涂尔干的社会分工理论投诸司法领域,显然可以发现司法技术化也是社会分化的结果。社会分工在两个层面促进了司法技术性的增强: 其一,社会分工促进了社会的分化,使得司法成为一种专门的机构和职业。作为社会分化过程的社会分工,将社会系统中原来承担多种功能的某一结构要素发展为承担单一功能的多个结构,社会结构要素功能的单一化又导致其专门化程度的提高,体现为人们各司其职,工作日益具有专业化、技术化的趋势。因此,随着社会分工的加剧,司法工作的专业化程度逐渐提高,对司法技术的需求日益显着; 其二,社会分工客观上要求提高法律的保护技术和水平。根据涂尔干的理论,社会分工促使社会团结形式从机械团结转化为有机团结。在机械团结社会,司法与集体意识和宗教联系在一起,以广场化的、意在满足人们集体情感的方式进行,其对技术的要求极低。但在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有机团结社会中,个体差异性增强,个人不再为集体意识所完全吞噬,而是形成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法律的主要目的不是集体意识的保护而是社会有机体的维护。随着社会的不断分化以及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有机团结社会的司法必然呈现出专业化的特征,司法过程对技术的需求逐渐增强。
  在其本质上,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和救济权。这决定了其在运行过程中必须遵循自身的特殊规律,这种规律即为司法技术。之所以要求司法权运行过程中的司法技术,在于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其规制社会生活的方式本身具有独特的语言、逻辑、知识和技巧。某种程度上,法官正是依靠这些专业化的技术才能让社会纠纷转化为在法律上可以处理的案件,并最终得出法律意义上的结论,从而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因此,从司法技术化的角度来说,法院、法官所为司法行为必须遵循专业和技术的规范,司法行为过程只能由职业化的司法机关、司法人员遵循法定程序,不偏不倚地依据自己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的理解独立作出判断。换言之,司法技术化是司法自主基础上的技术化。“司法独立的概念意味着法官有能力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针对特定的事实选择、解释和适用其认为适当的既定的法律规则,而不受来自于任何可能会影响其裁判的外来的影响和压力。”
  然而,司法自主是国家政体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是从国家权力分立的角度来理解的,属于政治原则的范畴; 而司法权的技术化则是执掌司法权的职业法官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审理和裁判案件的活动,强调的是审判主体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诉讼过程的程序化以及裁判依据的法定化。要确保司法运作的公正进行,必须依靠两个条件的实现: “判断者智识的合格和拥有自由判断所必需的制度空间。前者要求判断者有健全的思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专业素养; 而后者则是国家制度、程序的设计问题。”因此,司法技术化更多是从动态的角度来予以考察,而司法自主则是从国家权力的宏观架构这一层面来予以理解,是国家制度及程序的宏观架构问题。但是,如果司法的技艺理性不存在适当的制度空间,则其实现无疑会存在极大的障碍。就此而言,司法技术化客观上要求司法自主,司法自主的最终指向和主要体现是为司法的技术化。
  结语尽管各国法治传统不同、具体国情有别,但近现代以来的世界各国均通过宪法确立相应的司法制度一直是一种常识。在制度层面,宪法为司法提供各种基本的原则、规则,为司法权与行政权、立法权的相互关系确立适当边界,同时也为政党与司法的互动提供制度支撑。同时,司法也是实施宪法、落实宪法基本内容的重要方式。转型时期的我国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凸显,由此产生的要求司法更好地发挥纠纷解决、社会治理乃至政治功能的呼声渐趋高涨。正因为如此,司法改革领域才会出现“泛政治化”、“去政治化”等拨偏现象。解决以上问题,使得司法基于其本源特性而运作,从根本的角度解决一些基础性的问题。当然,以上基础性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之关系问题。在其形式上,该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党与法的关系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变化,尽管党的领导地位未变,但党与法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革命党作为摧毁旧有秩序的政党,其与法的关系是一种反向的关系,而执政党作为建立和巩固新兴秩序的政党,—73—其与法的关系是一种正向关系。就此而言,成功转型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在处理与法的关系方面,最为关键的任务就是要领导和带领全国人民维护和尊重法律的权威,“政治粗暴地凌驾于法律之上、原始的司法工具主义,在新的治理理念下已经不具有合法性。”而在维护和尊重法律的权威方面,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经验证明,一个自主、中立的司法机关之存在至关重要。因此,在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之关系方面,如何在宪法的框架下实现党领导下的司法自主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任务。要完成以上政治任务,不仅需要在宪法、法律层面进一步完善执政党的执政法则,同时应当进一步创设司法自主所必需的技术性制度准则。
Copyright © 2008 - 2020 www.shlunwen.com 上海论文网, All Rights Reserved.